中學的時候首次接觸台灣作家龍應台的《野火集》，自此喜歡上她的文字，她擅長以議論文的形式，批判、詰問社會現狀與政府施政，在鮮有批評官方的戒嚴時代，她指出弊病、不足，將居民生活、社區鄰里乃至政府行政的問題一一揭露出來，一如文人評彈時政的遺風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台灣，仍是戒嚴、禁閉，龍應台一篇《中國人，你為甚麼不生氣》燒出一把時代的野火，批評時弊，推動社會說真話，是啟蒙台灣公民社會的一個開端。二零二零年，台灣又進行了一次「總統」選舉，達成政黨更替，選舉過程內，由市民到政客，由學校到政府，每一個社會內的持份者都可就自己有切身關係的議題，社會制度，政策內容提出不滿或願望。參與討論，是實現權利的表現，即管在國際形勢上，台灣面對不少困難與挑戰，台灣人還是為自己希望的未來投票。有評論形容，這一次的投票，是台灣人在選擇一種意識形態，是選擇親近甚麼類型的政治經濟，是一種歸邊。然而，選舉從來就是這樣，社會的討論也是如斯，為了一個想達到的未來，為了一個適合自己口味、價值觀的代議士，是為了改變社會，又或者只是要它不要「走樣」（變調）。

有八十年代已降的這種批判思維，隨着人文，哲學科目的普及，社會大眾有權為自己所關注的事項發聲，也可以為自己看到的社會弊病、紕漏而提出控訴。批判思維，不等於拖着社會向前發展的後腿，相反，這是不斷檢視發展的步伐，是一種修正的力量，有識之士在小問題還未釀成更大難題之前，指正出思考上的誤區，這是自由派文人學以致用的實踐課，也是社會經歷微小改良的方法。

其實，社會上從來都有各種聲音，就是為了在航行時，遠眺望到冰山之前，提示船長、同行的乘客，不要直衝往冰山。要「沉船」，還是要「生還」，還看社會上是否有足夠空間容納各種聲音。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