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重要是，我們要考慮：這場悲劇可以預防嗎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而這正是案件最令人遺憾之處。Lindsay並不是一個冷血殺手，她是一個不斷發出求救訊號卻被漏接的母親。案發前幾個月，她頻繁求助精神科，先後被換了多達十三種精神科藥物，強烈的副作用讓她產生腦霧與自殺念頭。她甚至兩度打給自殺防治熱線，吐露過「有傷害孩子的侵入性念頭」，卻因「尚未制定具體自殺計劃」而未獲進一步干預。如果在防護機制較完善的地區（例如臺灣），只要產婦透過量表測出有幻聽或傷害傾向，便會立刻視為精神科急症啟動緊急住院，甚至暫時將母嬰分開以確保安全。可惜，美國破碎的私立醫療系統，讓這位母親最終走向了徹底的崩潰。

回到我們身處的港澳地區，這種悲劇絕對有發生的可能。在澳門這個生活節奏急促、居住空間相對狹窄的城市，我們同樣面臨着龐大的育兒與生活壓力。作為一個同樣在職場與家庭間奔波、陪伴着女兒成長的母親，我深知那種被母職枷鎖勒得喘不過氣的瞬間。港澳雙職家庭普遍，許多父母高度依賴外傭或長輩幫忙照顧嬰幼兒，這看似減輕了母親的體力負擔，卻可能讓母親在心理上的疏離與絕望被輕易掩蓋。當社會理所當然地認為「為母則剛」，當媽媽們鼓起勇氣吐露崩潰時，往往只換來身邊人一句「你想太多了」、「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」。這種輕描淡寫的安慰，其實正在慢慢推開那些站在懸崖邊的母親。

連Lindsay這樣擁有醫療專業背景、既有丈夫支持、甚至主動求醫的母親，都能在失能的制度與藥物堆疊下走向毀滅。這提醒着我們，產後精神健康絕不是單憑母愛或個人意志就能克服的關卡。陪審團的審判或許暫時癱瘓了，但我們對母嬰心理健康的支援與關注，絕不能癱瘓。（下）◇